王志纲生在贵州，读书在兰州，在内蒙古草原又镀了一层斑斓的野性，就跑到了广州。

王志纲，桀骜不驯，在新华社就是有名的“王大炮”，在记者圈里，他是那种远程导弹一类的记者，命中率高，影响大。

他主要精力放在经营大稿上，半年一篇，不发则已，一发惊人。先后采写了《放眼向洋看世界》、《中国走势探访录》、《广东与浦东的对话》等佳作。

1996年，王志纲离开了新华社记者的岗位，像一个勇敢的印第安人划着一叶扁舟驰向他心目中的彼岸，成了一名独立的策划人。

王志纲离开新华社时感慨万千地说：生活告诉我们，追求仕途，你的命运、前途并不取决于个人的勤奋、才识和贡献，而更多地取决于上司的好恶和周围的环境。相比之下文化强者要潇洒得多，他们实现自我价值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才能和努力，自己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现在的王志纲，在中国策划界已是如雷贯耳。王志纲属于悟性极高的人，他常讲：都道是金钱既是天使又是魔鬼。把挣钱当手段可与天使共舞，把挣钱当目的则可能与魔鬼共眠。他就生活在一个既与魔鬼共眠，又与天使共舞的策划境界里。

田炳信：志纲啊，认识这么多年，你从新闻转向咨询，在咨询当中你又跳了几个行业。但是我发现你很快地就找到了城墙最后的薄弱点，我觉得这与你人生的智慧、洞察力、透视力有很大的关系。这就是说你总能在最荒寂的原野上找到那一颗绿树，总能在最肥沃的草原上找到那一群羊卧过的营盘。凡是羊半夜卧过的营盘的草都可以结出高粱。为什么呢？因为羊在这里撒过尿，在这里睡过觉。在草原上你一看，都是绿色，可是在绿色中有一种墨绿，那是几百只羊晚上休息过的地方，那尿和屎都拉在这。来年的草原上那是一团跟碧绿、草绿不同颜色的墨绿和深绿。是什么原因？你觉得是偶然中呢，还是必然中呢这么走过来的？

王志纲：往事如烟啊。老田啊，我们几个刚好是五十来岁的人了。孔老夫子这么一句话：‘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站着这个时间的点位上回头对昨天来进行反省、总结和回望，我觉得是有发言权的。五十而知天命嘛，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我是毫不客气啊，讲到这个人生啊，我觉得是可以规划的。其实你看我们原来在新华社干了十来年，到现在又是十来年，这十来年里面我觉得不管做什么，在表面上看起来，其实挣钱这玩意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而是顺带的结果。我从来都不把挣钱当成我的主业，我也从来不把挣钱、挣大钱当成我人生的目标和意义。但是你要记住一句话：当一个文化人他从体制里面走出来的时候他首先面对的是生存。不管你有多么伟大的口号。多么伟大的目标，多么伟大的想法，第一个是必须不要为五斗米折腰。

田炳信：当初你离开新华社的时候你觉得生存中首当其冲的困难是什么？

王志纲：我当时离开是4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已经好像太阳往西斜了，那么那个时候离开有那么几点嘛，第一点是，我当时一句名言已经传的很广了嘛，你要问我为什么离开，我都没法解释我的行为。我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找裤子去了’。那么什么叫找裤子呢？我说：‘这个体制的管理像幼儿园一样，阿姨们说你们排排坐，吃果果，小朋友，坐坐好。然后每个人的裤子都是一样大小，没想到我发育太快了，给我的裤子让我的屁股也露出来了，也开裆了，结果阿姨不仅不给，说我成熟了是个好宝宝，给中华民族争了气。她却成天说我费裤子、费布。后来我就走出体制去找裤子了，我想找一条灯笼裤，人长多大，它就有多大。’不过我最后找到这条裤子了。这是第一个问题。这在当时传的很广的。关于生命的一种方式。第二个呢，是生存的问题。生存的问题呢，凭我们的知识和能力吧，倒不是挣钱难，挣多、挣少、挣不到的问题，而是我成天要解决的是一个拒绝诱惑的问题。那就是你不能把钱挣的太多，因为你挣钱太多，你就不可能去坐你现在所做的事情。第三个呢，走到现在，我要回头来讲讲我是个干啥的？我是一个在市场经济里面游泳的一个思想追求者。很多人搞不清楚我们，把我们叫‘不明飞行物’。这次我和余秋雨一块在温州见面，一块讲演，下面有500多个温州老板来。后来在跟余秋雨进行沟通的时候，余秋雨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价值，他说文化其实有三个层次，对我启发很大。他说一种是心灵文化，宗教就属于心灵文化，这不是现代人所特有的。即使奴隶社会的野蛮人，包括你们老家那个成吉思汗的野蛮人都讲萨满教，到后来的基督教和佛教都是心灵文化，是心灵的一种归宿啊，一种向往，一种寄托，一种修炼。第二种叫书卷文化，就是知识分子和有文化的人把知识沉淀成铅字在书上。有些人以为自己读了几本书就叫知识分子，用这种书卷文化来批判几乎所有一切，凡是不入他们眼光的。而且他们掌握了所谓的话语权。其实世界更广阔的还有第三种文化－生态文化，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态。后来我听了后，我说：‘这样吧，余秋雨先生，第三种叫世俗文化是不是好一点？油盐柴米酱醋茶，衣食住行，凡是大众人生、世俗生活里面人类所参与的，跟生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文化反而是有更广阔的空间。’

田炳信：其实我要来概括，中国有一句话，就是你刚才说的三个观点，叫饱吹饿唱穷撒谎。饱吹呢，就是心灵文化；饿唱，就是书卷文化；穷撒谎就是世俗文化。

王志纲：对，可以用你的方式解释。反正我觉得他关于生态文化的解释很有意义。当我们走出体制的时候，原来我们被称为书卷人物的坚守者和代表性人物，当我们走出体制的时需要为生存来挣扎和奋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成为生态文化或世俗文化的探索者。这个时候持有所谓话语权的、书卷文化的自以为是的坚守者用一种不屑的、批判的眼光审视我们这一群时。其实他们不知道在整个人类长河的上千年中，真正的给历史和文化和文学提供营养的全是生态文化也就是世俗文化。中国的几大奇书：包括《红楼》，、《水浒》、《三国》没有哪一个不是从世俗生活中出来的。比如说《金瓶梅》都是从世俗生活中挖掘出来的。它一面给所谓的书卷文化提供了养料和素材，倒过来又推动了芸芸众生的生活往前走。这就是世俗文化一个很大的价值。多少年来，我们一直都是鄙视它，小看它。我呢，深感荣幸，这十年来下来我一没跳到生态文化和世俗文化的里面去，我能够和老板打交道，我喜欢吃喝玩乐，成了很好的美食家。我知道了中国的餐饮产业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另外一个呢，在这过程中，我走遍了全中国，上到王侯卿相，下到流氓地痞。总之这大千世界有很多的很有趣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我这里，就像羊和牛吃草一样，吃进去了变成了营养，渣滓把它拉出来。这些东西形成我不断前进的原因。当你用这种眼光在回头看那些所谓的书卷文化的坚守者的时候，就很好玩了。因为我曾经是的，也经历过那样的过程。我并不是这个行当的叛徒而叛逆。而现在当我在这个广阔的草原里回头看圈里的牛和羊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玩：它们怎么在里面还把我们当怪物？其实它们不知道这个丰美的草原里简直是很多东西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一种生态，一种文化。

田炳信：那照你讲的，人呢，一种叫圈养，一种叫放养，还有一种叫野生。其实大多数人呢，还是喜欢圈养，因为圈养很轻松：有人定点给你喂食，有人定点给你关起来。野生呢，说老话就是弱肉强食、物竞天择。这意味着人在心灵上要有强大的力量，肉体上要有强大的体魄。很难生存。‘下海’这个词呢，对很多人来说就是被淹死的，它的终点和句号就是‘死’并不是‘活’。其实在20年前，15年前，甚至10年前也好，大多数文人墨客下海的时候以为是件很好的事情，只有他们‘扑通扑通’跳下去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大海的水是咸的。当他们在岸上歌咏的时候说是：‘大海啊真他妈的大，海水啊像蓝天一样的蓝。’当他们进大海时候他们才知道他们拥有的底气一钱不值。你自己跳下去有没有被呛过水？有没有被折磨过？或是觉得很后悔啊？哪怕是短暂的后悔：真是不该一赌气脱离体制？

王志纲：这个在我身上表现的特别小。这可能与我下海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下海是为了挣大钱，我下海不是，我是为了找裤子，换一种活法。这种活法就是不用被别人管，也不用管别人。自己按自己的方式去走。这个很重要。我没想过我现在能挣这么多钱，我也没想到我会成为一个专家。我当时一边走一边唱，只要按自己的方式去活就行了，所以我没有一种挫折感。第二个，我出来以后，我到现在还是坚守文化。一开始我也遭受过挫折。我一下海第一件事是在广东。出来一个老板是搞电视的。我给自己的定位是自由撰稿人、独立策划人、电视制片人。很多人说：‘你他妈的想的真美，又要自由，又要民主还要挣钱，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所谓的自由撰稿的自由就是发表尊严和声音嘛；所谓的制片人就是上点台阶、发生社会影响；所谓策划人就是挣钱嘛，得养活自己嘛。当时第一件事情我现在回忆起来唯一比较自豪的就是老板比较好，我总策划，我总评论员。这个片子出来后引起巨大的轰动。在打响的同时产生了两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挣了钱，我买了两台车，我一台，还有我的合伙一台。另外一个呢，是一不小心发现一个人才：窦文涛。窦文涛原来在广播电视台，我把他发现了当我的主持人，一炮打响。后来去了凤凰台成了天下的名嘴。我尝到甜头以后，我想继续在影视圈做点大事情。后来我花大量的时间想排一部大型电视连续剧，50集的，剧本我都写好了，叫《阿文的失败》，专门讲中国知识份子的起起落落。整个剧本的梗概我都写好了，而且也有人投资，投资先给我50万，然后500万。后来我花了将近四五个月的时间在艺术上基础上把它提高一些，最后的结果反而是无疾而终。这里面有两个小故事，我就深深的知道了文化人的弱点。我当时在写好了梗概的时候要把它变成剧本，由于我兼制片和发行，没有精力去把它细化。有人就在西部请了几个作家，他们就来做这个工作。来的时候飞机都不用坐，说做卧铺来就行了，而且要求很低，一个月只要2000块钱。不错啊，我就答应他们来了。这两个人先是很规矩老实，呆了一个星期以后就坐立不安了，被广东红尘滚滚迷惑了。后来呢，我们摄制组里面一个小子就是一个后勤主管来向我请功说：‘王老师，你这个人不善于管理，你干脆把那两个作家交给我来管理吧。我保证在一个月以后叫他们把本子写出来。’我就把作家交给他们了，他就带他们到珠三角去了。三个月他们回来以后，从此君王不早朝，成天就眼睛发呆，神思恍惚，不下笔。然后他们问：‘什么时候再去体验生活？’我就感觉出问题了，我把那小子找来，问：‘你把他们带去干嘛去了？’原来他把他们带去嫖娼去了。到珠三角后，他带他们到荒岛上去了还带了几个，然后洗日光浴啊等等。从此，他们尝到甜头回来就干不了事了。干不了事以后还出现了一个故事。干不了事怎么办呢？我就把他们打发走了。而且把钱给他们了。临行前起我请他们吃饭，他们问：‘我们能不能喝酒？’我说：‘行，你们当然可以喝酒啊。’他们就拿起大杯子来，三杯就把自己灌倒了。酒性上来以后，一下就号啕大哭：‘他妈的广东姥啊，操你广东人18代祖宗啊，你们简直是吃喝嫖赌、金钱满贯，我们他妈的西部穷啊！你们他妈的吃顿饭比我们一年的费用还大啊。’转过头来又骂他爹：‘某某某，你还是老红军啊，你看你儿子过得多惨啊。’就这样的。我就奇怪了，这个时代到底怎么回事？这就是作家呀？其实这就是强烈的反差啊。那次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我就发现这个文化人啊，要坚守确实是很脆弱的。嘴上说坚守实际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每一个人，真正一个成熟的人，特别是文化人一定要经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有的人要从所谓的象牙之塔里面走出来，跟凡夫俗子打在一起，打了以后要超脱出来的前提是，第一：视金钱如粪土，第一前提是真正的拥有了金钱，你才能把它视为粪土，有很多人呢，视金钱如财富，他出不来是因为他以前太穷了；第二呢，视女色为无色，那也要见过很多女色；视名利为浮云，是你经过了很多虚名。如果你经过了再走出来，那你就真正是金刚不倒之身了。

田炳信：传统的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一般人的理解呢，是小地痞回头。其实人生啊，你一定敢于入红尘入大红尘才能出，入了红尘又能出来的才得道，得道的少。

王志纲：我给你讲的这个故事很精彩，也给我很大的刺激。这是十年前关于下海的第一件事。第二个事情是五个月后我终于宣布破产了。我发现披头散发装成艺术家的一群人全是两面派。他们嘴上是这样的，一到生活中完全变样。两面派表现在两个方面：他们说的很到位。不是他们坏，而是他们经不住诱惑。这就是我说他们成不了大气的原因。一个成熟的人是需要理性和感性的。感性的是你放的开，理性的是你收的拢。我呢，这点比他们可能好点。我放得开也收的拢。当时我就觉得这不行啊，我得总结经验。后来我就发现我没法管住他们、没法打交道。甚至骗我钱的都有。还有一个故事很精彩。我们一个摄影，做剪片的。我发现他成天恍惚，连续一个星期不做事，我就问他：‘你怎么回事？’他说：‘你们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再问他：到底什么意思。他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他缺女人。有一天我去机房突然看到他旁边有个女人，上海的。我说：‘你怎么突然把这个女的带过来了？也不跟我打招呼。’他就蹦出哪句名言：‘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后来别人就告诉我，我出去才两三天，他就跟这个女的同居了。我就说：‘你小子啊，怪不得没出息。’我就批评了他一顿，把那女的赶走了。这个人我们现在还是朋友。回过头来想，那个时候，我刚离开体制的时候一些事处理的很蠢。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他有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需求，这是他的事。在不违背法律的情况下，你应该给他一定的尊重。你自己不需要，那是你自己的事。那现在这个人经过一些人情世故、十年八年疯狂的一面，他又回归本我。他又跟他老婆和好了。我说：‘你当初到底怎么回事？’他说：‘哎呀，那东西成本又高又伤身，现在都四五十岁的人了不提了’。他这种回归是低层次的回归，但毕竟回归了。这个事情给我一个启发：我并不是圣人。我下海也面临这个问题。第一，我原来想要做什么，做不好就不行。但我发现我天天管这些事情我都管不了。第二个事情呢，这条路走不通。幸好我朋友给我只有50万，就打水漂了，人家要是给了500万呢？都是好朋友不说了。我辛辛苦苦忙了半年没有建立起来。到了后来呢，这就成了一个很有趣的笑话。但是我也没沮丧过。因为我通过这些认识了很多东西。由此我就从这个所谓的影视圈里走出来，准备还要生存发展嘛。这个时候呢，由于我个人的很多特点还有在南方珠三角的一些影响，就有企业来找我，希望我给他们搞策划。后来我就走上了这条路，策划的道路。这条生活的道路。

田炳信：策划是不是首先搞的房地产？

王志纲：对，是的。

田炳信：那你怎么想起从房地产开始？

王志纲：中国经济的常见病，多发病像非典一样都集中在房地产上。我下海的时候就是94年。整个中国，94年宏观调控以后，这个时候是房地产是常见病，多发病，流行病时期，它们是自然联系的。

田炳信：房地产中产生的病，应该说是中国经济中的一种富贵病。

王志纲：对，还是一种富贵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房地产上，我们的优势是，一出招给他们给的比较到位。这跟我是学经济的，还有做传媒的也有关。学经济的呢，对问题的看法有高度的深度，然后有一定规律的把握，有自己的根据。做传媒的呢，通过传播层方面，包括你的话语能力、传播能力打击力很强。不是广告人胜过广告人。这是一种综合性描述。其实市场挖掘了我，原来我开始的初衷并不是策划，我开始不是玩电视嘛？后来是市场挖掘了我，它认为我王志纲做策划是最厉害。它就来找我，它付给我钱啊。我就做了，结果我一发不可收了，然后慢慢地形成了专长，并有了一定的影响力，然后就走上了不归路了。但是呢，我跟别人也有一个不相同的地方：走上这个不归路的时候我心理有一个目标，我认为我决不是简单地为了挣大钱。挣大钱是什么都能做，什么路完全可以走。我知道我一定要有钱要有经济实力，我没有钱就什么都做不成，包括你拍电视，拍电影啊，做文化产业，这个目标是不可以丢的。既然你走上了所谓的咨询业，从房地产开始到区域战略，到城市战略包括做一些国家战略。其实国家战略我么也做。在这过程中也是市场在不断需求，在不断的挖掘我们，那么潜力就在不断的释放。我们在做一些国家产业，包括广州地铁我们在做，中国文化产业战略我们在做，包括你们中俄蒙经济圈，金三角经济圈我们在做。这个月中旬要去俄罗斯和呼伦贝尔，要去参与当地一个重要的研讨会。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能力呢？一个是市场一个是战略需求，第二个呢由于我特殊的经历的积累和我的追求，使我成了一个不错的开拓者。为什么圈养动物做不了呢？第一个，我懂，我是学经济学的，学宏观经济学的。第二我在新华社干了十年，跑遍了全中国。而且当时在新华社我是做战略方案的，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啊，出口经济啊，这些东西是起作用的。第三呢，这十年市场的深切感受。使你对很多东西具有可操作性，对事物在做规划时、在跟政府讨论问题的时候。脑袋里面已经在考虑企业和老板，投资者他们的兴奋点。所以你是一个很好的变压器，也就是你提出的东西极具有可操作性、具有前瞻性。政经之间（政府和经济之间）达到很好的调整，当然很受欢迎。这也是市场和社会的选择。另外一个问题是心里面就是一种追求，就是你有一个大的目标，这辈子我想做一个不被人管也不管别人，想做一个能够实现自我、影响社会、影响历史的人。但是它是什么？同你的想法可能不一样，最开始是拍电影拍电视，但是最后的结果可能不是，因为你的路走不通啊。冥冥之中它以另外的力量来挖掘你，你试了一下，没想到就成了。

田炳信：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王志纲：对，就这个意思。但是本质上它是没有违背我，就是我所谓的追求：有点钱有点闲，有点爱好有点权。其实把它说回来，就是所谓的意见领袖，就是你说话还能占地方。

田炳信：中国的市场经济搞到现在它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我们在走过包括这个全球化也好，中国的城市化也好，这个路程中很多社会问题不断的出现。战略咨询这种公司也好，其他机构也好，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是帮着政府，说你出钱我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起推波助澜的作用、锦上添花的作用？还是说我认为这个大的方向是不对的，起一个截流的作用、阻拦的作用？意见领袖嘛，不按你的意见走。还是起一个开闸泄洪的作用？这里头，你不能像法官一样吃了原告吃被告，只要你给钱，我就给你服务，你说天是黑的，我就说是黑的，其实更黑，甚至是漆黑。也就是你是帮助它还是阻拦它？

王志纲：你这个问题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不同程序的问题。就像对好人和坏人的判别一样，对医生来说，他无所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他的使命就是你是病人。这是对他职业的根本要求。所以你说是好人还是坏人那是法律的问题。千万别搅混了。第二，一个成熟的社会是一个多元博弈的社会，就是存在多种意义的繁殖。这里头有一个民主与法制的问题，就像最早孙中山指出的“民享，民有”。也就是天下为公。这是很深层次的问题，这就是个前提。你把前提解决以后，那么就是承认多元博弈。在多元博弈当中，当某一个利益集团请你这个战略咨询公司来帮它做案例的时候，它出钱是对的。比如我是房地产利益集团，现在我希望你来帮我这个利益集团，使我获得一种可持续的、永久的利益。那么你给它做，不是道德问题。但是做的前提是你是在尊重现有的法规和法律的前提下给它做。如果你教它坑蒙拐骗这就是道德的问题，有法律回来收拾它的。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所以我们搞的这个事情就是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是没有分歧的。政治家的归政治家。你这个博弈，我也博弈，但是可以不搏，被委托者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如果罪犯请我策划请我给他讲走私的问题，我肯定不会做，因为那是违法的。而不是因为这个人是流氓。你不能做。在法律的范围内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他不是道德使者。这是需要分清楚的。另外一个，在这过程中间也会出现一些我们把它叫做“不为稻梁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非盈利组织。它就像一个这么基金会，恒产者有恒心，我们批评它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但是倒过来它有几十亿、上百亿，包括比尔盖茨他把几千亿捐出来，干什么呢？为人类社会。它考虑的是这个大气不要污染，冰山不要融化，而后我们的地球能够更持续、更长久。这个时候资产用来干什么呢？就是请咨询公司来研究一下喜马拉雅山冰川要减慢融化，北极的冰川不要减少。这是吃饱撑着。但是也要钱啊，咨询公司和研究公司也要钱啊。但是这就表现了一种非盈利，原来人们以为非盈利就是不赚钱，其实错了，我到国外考察去我就发现什么是非盈利啊，就是我照样挣钱，但是钱是肉烂在锅里，用在研究里面。我不拿它去投资房地产，不去吃喝嫖赌，非营利不等于不挣钱，而是赚钱为这个事业继续滚动。

田炳信：不往行业以外投资？

王志纲：对，就是不投资烟草，房地产等。所以政府就鼓励这么一种机构，因为你是薄利嘛。所以不给你打税，鼓励你把钱用于这些论坛啊，德育呀，教育呀，研发呀等等。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探索两百多年探索出来的东西。

田炳信：我们国家对这个咨询行业有没有引起重视？

王志纲：非常重视。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去年总理发表一个讲话，就是我们国家要重视咨询行业。就出现一个笑话了。政策落实怎么落实的呢？就变成了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然后这下子呢，很多社会科学的人就活过来了，因为有课题了嘛。现在从中央到省市县任何一个决策出来都有课题给你，都要经过所谓专家的摸顶和加持。一不小心就养活了很多博导。所以他们拼命招很多博士生，博士生用来打工的，不用钱的。前阵子在南京就出现了一个事情，有几十个博士废除他们的导师。为什么废除呢？因为博导招我们进来从来就没有认真给我们上过课，一来就是打工。也没有给工资。现在大学里面肥得很。为什么最腐败的是大学呢？第一可以招研究生，第二它可以开公司， 第三它的员工就是童工政权，如果你表现不好，就给你延长答辩。很黑。你看，特别很多行业，就是什么规划设计，园林设计，还有传播，资讯，律师，都在。一个好处就说明这个社会对这个有很大的需求，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很多东西跟不上。

田炳信：这么多年打交道的这些不管是战略咨询、产业咨询，最终需要涉及到具体操盘的人。而这些人大多数是中国新三届学人出生，占据了重要的岗位。也就是78，79，80，81，82年毕业的这些人成为这些行业重要的骨干。你自己也是82年毕业的大学生，以你这样的学历背景，你到10年中有一个人生拐点下海，过十年又一个拐点搞战略咨询。从远离政府向靠近政府这样一个回归吧，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之后，和这样一个群体打交道，你对这群人怎么看？

王志纲：我这些年跟省级以上干部打交道，有几十个吧。进入了深入的交流，帮助他们做战略。他们这群人就是82年毕业和83年毕业的。50来岁了。他们这群人，第一：精神面目焕然一新，眼界非常开阔，国际国内见得多了，见多识广。这是他最优势的。跟老一代完全不一样。第二呢，是虎虎有生，都是有一种建功立业和大展宏图的能力和追求。第三，跟他们打交道容易沟通。在战略上障碍比较少。我在厦门，我现在厦门当战略顾问，厦门那个主管市长跟我同龄，我们讲话不到五分钟就不用多说了，就是亲戚了。然后就开始操作了，我做我的，他做他的，结果一合拢，就变成了可操作性的东西。你看我们在厦门做几个大的新景区的开发，后来做厦门的园博会，很多此类的事情。马上我10号去要讨论海峡两岸的经济交流，一个电视论坛，跟厦门，漳州，泉州的市长进行对话。还有你们内蒙古的，内蒙古的那个曹征海，我跟他什么时候认识的呢？三十年前。我在内蒙古的时候我采访他们战略研究组，他是副组长，他当时是人大毕业的。做战略的。他一直在关注我们这个实践。等到他去了呼伦贝尔第一个星期，他通过人满世界找我，然后我们见面了。我们已经二十年没见面。一谈话，一沟通，事情就完满了。我们现在开始做呼伦贝尔。呼伦贝尔一做，东北的经济圈的有关领导就来找我们，包括东北经济来源和秩序。这些人都是这个年龄。他们眼界很开阔，思路很清晰。第三，在这过程中，我跟他们有一个不同。就是我提出很多战略性、建设性意见的时候，基于我原来在新华社对政治的敏感，我的战略有一种敏感，另外还带来非常丰富的市场感觉。就像一个老中医，你给人家开方子，好的老中医你给人家开方子，开了抓不到药，这不等于白谈吗？我在给人家开方子的时候，药在哪里抓，你自己进去拿，骨在哪里，凤尾在哪里，没有替代品，我早就给准备好了。这是我在十多年我市场里面历练的东西。也就是在整合资源和产业结构方面。包括现在一些政府找我也就是这个原因，就像我在广东珠三角，我在长三角，我在浙江那些企业家群当中和民营企业中有很大的影响。我是浙商商会的总顾问又是广东民营商会的总顾问。这些能量使你能和他进行很好的对话和交流，这也可能是他们需要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批人还是跟过去老一辈完全不一样的。

田炳信：这些年走南闯北，但是你主要是在房地产业和老板打交道。相对集中一些，但是其他类型也有。那你跟这些老板打交道，很多人是赤脚上田，文化水平不高，搭了房地产这辆快车。你对这群人是怎样看？

王志纲：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不光是房地产，我们还包括很多。像我在温州也有很多做产业的。但是在老板中间我发现有几类人。一类是经过九死一生以后修成正果的。十年、二十年。他们以前可能是包工头，泥瓦匠，也许是小裁缝，也许弹棉花的，也许是卖鱼的。但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啊，经过十年二十年历练以后，他杀出来了，一旦成为将军，他就是许世友，就是大将军。这些人都是人中之杰。许多人对他们都有偏见，认为他们原来是卖鱼的，杀猪的，小看人家。其实他们的成功是成千上万的死尸铺出来的。这种人是不得了的。这是一种老板，有他的存在价值。第二类老板是有知识的人，甚至博士硕士都有。特别在房地产。说实话这批人在人品上来说比不得那些杀猪的、卖鱼的。因为这些人是文人，那些经过十年二十年的洗练以后，像江湖好汉一样是懂规矩的，讲信用。他有存在的必然性。而这些人呢，靠知识，靠智慧，靠巧妙，他们有知识分子的小家子气和小心眼。但是他们起点比较高。他们还需要补课，需要补那些鱼贩子和杀猪佬的课。这些人可能会看不起那些杀猪宰羊出来的人的，其实从层面上来说他们比人家还低，他们还有一个补课的过程。这是第二种。

田炳信：补什么课？

王志纲：补这个信用啊、咸水里泡三遍苦水里泡三遍、炼打呀、历练啊。要补很多课的。我认识一位房地产的老板，他会通过金融和股市这块可能会赚八到十亿。但是他现在在湖南已经被套进去了。我一进去就发现他已经被套进去了，我没办法，救不了他了。不过我想办法圆了一下。他就是属于那种没有布兵经验的人。这样的教训和这样的苦头他还得不断的付出，只要他不死，他就会通过这样的历练出来。这是第二种老板。就有这样一批人从上层建筑下来的，他们的特点是拥有资源，挖掘资源，整合资源，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其实这叫浮财不叫资本，什么叫浮财？什么叫资本？资本就是把它变成了产业链中的一种血液，就是你有自己这样的团队，自己的文化，营销体系和品牌。他是一支队伍。我们一些人看起来包揽了很多钱，那是浮财，浮财变成资本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也许在这过程中有很多人被消灭掉了，有很多人缩水了，也有一些人成长起来啦这个很有意义。第三种人是一些干部的子弟，一些八旗子弟。这人都有一些神秘的感觉展现在外头，说好听一点是低调，其实他们是不能见光的。这些人还是在闹偏门。他们通过和跟政府的一些交易获取一些资源性的东西。

田炳信：那就是说第一种人呢，看起来很粗俗，但是现在已经有江湖的大气。

王志纲：对，你不能小看这群人，但是这群人真正的优秀代表不在广东，在浙江。

田炳信：一类呢，他们跟三教九流，黑红白全部打交道，这些人对人性的一课比谁都多，比谁都全。他不管你有文化、有地位、有权势，首先他把你人性的东西摸的透透的。把握的相当到位。第二类就是有文化的、有学术背景的人，他们在某一个角度切入的比较好，赚到钱了，实际上酸腐、小气和狭隘不因为他的财富和资本的增长而增长，反而那块凹陷的更加厉害，表现了他们的自负、不可一世。把他们小小的成就成倍的放大。这些人呢，永远是以爷爷身份出场，而那些人呢，永远扮演着孙子的角色，但是实际上在江湖上人家绝对是大爷。我们一句话就是：英雄莫问出处，一定是英雄；好汉不提当年勇，一定过去了。是过去式。英雄莫问出处是进行时；好汉不提当年勇是过去式。分这么两种。

王志纲：其实还有第三种，特殊利益集团。

田炳信：但这种人不敢露白，不敢见光。他们玩的就两个字“神秘”。他们不得不玩神秘，不玩神秘就没什么玩的。但是真正的市场取向是前两种人。

王志纲：但是前两种必须杂交和融合。第一批人他们要上台阶要升华，第二批人要补课要下台阶。就在这过程中他们的杂交可能会产生中国真正企业家群。这种最具有代表性力量不在广东。我现在对广东很担心，我估计在三五年之内肯定会被甩在第一梯队之外。这个趋势已经出来了。被边缘化。

田炳信：什么原因呢？是广东文化的原因吗？

王志纲：这个展开就很深了，得单独方面谈。现在可能最有希望的是在浙江。浙江这支团队不得了，虎虎有生气。你看现在有几个数据：因为整个中国参与国际竞争不像原来一样，原来中国咨询是个买方市场，挺穷的。中国要从产业的低端走向产业的高端，而高端不是那么简单的。现在只能生产微波炉，人家不用人家不生产的。包括IBM的广告电脑PC机人家不生产，因为那不赚钱。要进入高端，二十年、三十年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说高端产品，就说常规产品像服装。我们中国是八亿件衬衣换一架飞机。太可怕了。它太低值了，最多就赚几块钱。你要成为高端怎么办呢？就要成为品牌商，占有品牌。这是衡量一个传统行业很重要的标准。如果你是品牌，一件衬衣就能挣一百块。可能加工就占五快钱。就品牌来看，浙江有上百个品牌，而且光指服装行业。而广东没有一个品牌。第二个，我不讲别的，光讲手机。波导那是亚洲第一呀，是浙江的。包括这个娃哈哈它也敢于做品牌。像温州人进亚太地区，它不是一个服装的问题。包括那个奇瑞做汽车的，它也是政府一直不给许可证的，然后整天扶持那些国营企业，扶持了三十年。结果老外见还没扶持了起来，终于在三年里面开了一个口子，奇瑞汽车就起来了。

田炳信：你讲的江浙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温州吧？

王志纲：不光是温州，除了温州，还有台州，还有绍兴，还有杭州。都很厉害。

田炳信：是什么原因呢？

王志纲：原因很广。但是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广东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吃偏饭长大的，吃政策饭，特区先行。这个东西得到了一切头衔。后发力量不够。浙江是没有优势，没有条件的，它必须自己生存，这就炼出了它的野性。一个是娇生惯养自己的孩子，一个是扔出去的不要的孩子。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广东是坐商，浙江呢，是行商。在买方市场时候区别不大，在卖方市场的时候差别就大了。你知道吗？现在浙江人有将近1000万在全中国，绝大多数是老板。大的，小的，基本上中国的边边角角、旮旮旯旯全有他们。他们是行商，也就是他们编织了整个人类社会最大的一张投资和营销网。它搞乡缘和血缘，1000万人啊，散布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而且都是老板，造血功能有多大。这不得了。在这个背景下它能够把市场终端的第一信息于第一时间反馈到总部，而且不走样。总部把信息拿到以后，把产品一出来，于第一时间铺到几乎整个中国。第三个是，如果它资金不够的话，很简单的。它不指望政府，它在民间有几千亿的游资。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成本最低的一种信用，这都用到各种渠道里面。而广东东莞，民间存款2000多亿，温州也有2000来亿。温州的2000多亿搅的整个中国天翻地覆。一会炒搂来了，一会炒煤电来了，很凶猛。投资意识很强。而东莞的2000亿大部份都是在衣食住行上，然后形成了几十个五星级酒店，全是吃喝玩乐的地方。当地有不少人形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气，很可怕。这方面表现的很突出。我认为下一步广东不警醒，会有退势之象显现，五年十年之内吧。第一梯队可能是浙江、江苏和山东。

田炳信：第二梯队是广东、福建？

王志纲：福建也开始起来了，福建开始被广东甩在后头，现在经历一番痛苦的过程，现在福建的石狮、漳州和泉州都起来了。怎么起来了？别的不用讲，这也是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特点。这个在服装和财贸里面，在休闲和运动这一块，福建很多品牌出现了。在广东我还没看到一个品牌。

田炳信：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数字，就是广东的总产值占全国七分之一。

王志纲：不，现在人均产值广东已经被浙江超过了。总产值已经被江苏和山东超过了。而且广州也被超过了，广州已经排到第五了，被苏州和宁波甩掉了。一个苏州和宁波就把它甩掉了。

田炳信：如果从发展来看，江浙文化和广东文化的优势和缺点在哪里？想过没有？

王志纲：肯定想过，写书都可以写出来。

田炳信：这个问题咱们探讨的很早。 十多年前，我说过一句话：珠江三角洲上空的太阳是香港，不是广州。长江三角洲上空的太阳恰恰是上海，现在长江三角洲上空的太阳还是上海，但是周围有满天繁星。那珠江三角洲呢？

王志纲：珠江三角洲提出泛珠战略有它的战略意义，但是有个最可怕的问题。就是酒瓶装新酒。它这个战略提出来以后实施不了。因为它的手段和力量都是传统的。我给你讲个笑话。广东的商会简直不可思议，和浙江的商会没法比，完全是种官僚机制的延伸，就是找一个副厅级干部在前，没事干，当一个会长啊之类的。然后就是学香港，好的没学到，学坏的。一赞助就是100万。永远太平盛世，永远会长，名誉会长。它就玩这种，很短视。它学香港的形态没有学到实质。浙江的商会是很厉害的，人家是出钱的，而且是实打实的办实事。比如说在国外发生了经济纠纷，人家可以聘请全世界顶级的大律师去谈判，俄罗斯出现什么问题，人家可以找商会。包括温州的打火机，开始被说成是倾销，被投诉。打火机商会马上就开始了。广东就不用说了，很多老板就根本不参加商会的，这个商会根本没有意义。

田炳信：你刚才讲到坐商这块，这是粤商。在中国崛起是最早的，也定型了。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央电视台也好，凡是节目中扮演老板的人一定是说粤语，扮演小气的人一定是上海人。扮演土佬冒的人一定是拿河北人和陕西人。这似乎成了一种演出的定式。这中间的联系，可以说透露了中国世俗文化的一种极为势得的文化基因，恨人有，笑人无。其实，任何事情都是水有源头，山有脉头。广东借助改革开放，吃政策饭，吃先行一步的饭，这一步的饭，加上旁边两个富邻居：香港和澳门。它的经济特色很快就形成了。珠三角很快成了全中国最肥美的草场，全世界的牧羊人赶着他们的公司、集装箱、生产线来这里放牧。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三来一补。坐地发财这种独特的发展史，在中国其它地区并不多见。

广东商人没有像浙江温州商人那样踏遍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把人世间的苦难给吃完了，把人性摸透了。特殊的发展环境反而把第一代浙商的那种敢打敢拼的凶劲、猛劲、狠劲培养出来了，也把大气，锐气磨出来了。只要他活着能走下来，这种优势就会凸显的越来越明显。而广东由于是坐地发财，坐在这里，一个村一个镇，全中国的人都往这里来打工，钱往这里送，货要往这里运。那种喝珠江水，吃广东粮，这种感觉很好。而这种文化培养下来的老板的后代呢，很多人的锐气、大气已经大打折扣。再加上广东文化有它特别的实用的一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广东一个老太太去庙里求神拜佛，佛台上不止摆一尊佛，有关公、有观音、有、有，全摆着。老太太一柱香往哪里一拜，许十个愿：大儿子升官，小儿子发财，大孙子出国，小孙子上好幼儿园……。然后掏出一块钱，各路神仙都打发了。来年还愿的时候给两块钱。因为这些神仙他认为只是个心愿而已，并不能主宰他。但是到了拜山的时候（北方人叫上坟、广东人叫拜山）就不一样，他就烤乳猪、好酒好烟，甚至前两年送纸糊的奔驰，这两年给死去的先人送小姐送保姆，他有着阴阳共进的感受。它是这样一种文化。像三月五日学雷锋做好事，到了广东这边成了“学雷锋，做好事，某某牙膏大甩卖”，它就一虚一实结合在一起。到了八月十五、十一，就是：“迎国庆，贺中秋，月饼大甩卖”。虚的后面一定有个实的，就是神仙的让干的事我招呼好了，我自己该做的事也一点不耽误。这种小巧精致种暴露出它的小气和短视。如果这个表现在一个市民身上，它的作用辐射点很小。但是如果这种思维方式表现在一个高层领导和决策者身上，就变成了很可悲、很可怕的事情。

王志纲：对，这是一个方面。它已经成为一种惯性和文化就麻烦了。

田炳信：这种文化是潜移默化的。所以我说大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生态文化。而这种东西是潜移默化的，可以影响一代人、几代人。这不是三言两语、几本书、几个论坛、几个讲座就可以改变的。没有那么简单。

王志纲：对，对。

田炳信：咱们九九归一，来讲讲你在新华社十多年，换今天的眼光来看它给了你什么？这十来年的市场内容，爬摸滚打，而且你主要是和市场各行业的领军人物在打交道。它又给了你什么？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王志纲：经常想。千金难卖回头望嘛。新华社十来年给我的东西是安身立命之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那是整个中国开放改革金戈铁马、非常富有信心的时代。尽管遇到了很多矛盾和挑战，整个中国还是充满信心，好时代好日子。在这个背景下面，新华社，可以说是新华社历史前所未有的，让我们把握大局、纵横中国。包括突破了一些传统和小新闻的写法，给我们做一些大跨度、深度的调查研究。在这过程当中，这十年，我们创造了很多记录，至今恐怕很难有人破掉。第一，全中国都跑遍了，第二，我一次采访，一下子就是十几个省委书记，这种特权、这种机会，谁有？他们在想什么？第三，我们见证了很多中国改革开放很大的事件。第四，那时新华社的风气特别好，有一批非常优秀、生机勃勃的年轻人，也就是82年、83年毕业的。每次我去9号搂，人家把9号楼叫宣传部，叫组织部，成了一种激扬文字的象征。那时我们探讨的都是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前途、社会的不公平。那十来年想起来给一个人多少收获啊。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练出了自己分析问题、把握问题，高屋建瓴的能力。这是新华社给我的。这些经常给我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这种万军中间取三将首级如探蘘取物的能力。尤其我现在写一篇文章，在复杂纷纭的人类社会里面，一下子几百字，上千字抓住问题的根本这种能力不是那么简单的。另外广告，很多中国广告的创意对我来说都是很容易的，都是我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记者的时候，做一个题目，做一个导语都是怎么抓。这是我们最懂的，是能量。什么风帆珠江呀，大潮珠江，珠江三角洲启示录啊，这些东西都在发挥作用。后来这十年呢，可以说补偿了我在新华社一个很大的缺陷，原来是高高在上，在前台看戏，现在到了后台，在后台参与了整个剧本的撰写、整个演员的筛选、整个演出的彩排、整个演出效果的控制。这是一台戏呀，一个市场就是这么做出来的。也就是强化了操作能力和整合能力。

在官场，有官衔，有级别，需要的是忍耐和时间；在市场，无官衔，无级别，但需要的是灵活和空间。官场像象棋，市场像围棋。

中国的象棋的发明是等级社会的产物，起码是在秦朝以后，而中国的围棋与等级观念无关，至少也是产生在春秋战国时代。1600年前的古书《博物志》说是尧创造以教其子丹朱。又有人说是舜发明以教其子商均。这些都是传说，并不可靠。迄今发现的有关围棋的最早的文字是《左传》中以转棋来比喻卫国国政的记载，说的是公元前559年的事情，距今2500多年了。2400年前的古书《论语》和2300年前的古书《孟子》都提到围棋（当时叫“弈”）。

象棋有高手，但没有段位，而围棋没有高手，但有段位。古人对段位的评价，与其是在评棋，不如说在评人。在我国古代，围棋棋手的等级称为“棋品”。因受人品、官品、书品、“九品制”的影响，故棋品也设“九品制”。“九品”名称，最早见于北宋张拟的《棋经品格篇》：“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门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明清两代，围棋等级分为国手、二手、三手、四手，国手有大家、名家之分，其余各手又分先后，也近似于九等。

在围棋的游戏中，对弈者是按照布局、中盘和收官这三个阶段来进行的。围棋从布局到中盘到收官，始终表现和隐伏着死活、大小、虚实、先后、攻守、急缓、舍取、厚薄、优劣等错综复杂的矛盾。

王志纲在下围棋的市场中，有点心得，有点技巧，有点经验，也有了点不大不小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