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预言家来说，没有什么能够比活着看到历史一步步验证自己的理论更激动的事情了。1984年，年轻气盛、大红大紫的温元凯在《中国的大趋势》一书中预言了中国的种种机会与可能。20年来，当这些预言纷纷变成现实，温元凯不需要著作等身便可以获得足够的声誉。 2003年10月9日，在北京三元大厦的电梯间里，靠近门边的温元凯自然地充当着电梯操作工，除了专程来访的记者，没有人注意这位早已脱离风口浪尖的南洋林德董事长。而当他坐在自己梦想中的“东方麦肯锡”的会客室里，平静地描述着并不遥远的过去，那些沉重的思考、期待与阵痛像立体折纸般一一矗立起来。最早为温元凯树立地位的并不是那部影响了很多中国人的《中国的大趋势》，而是他在1977年8月4日对邓小平的直谏：我们的教育体制存在许多弊端。这位当时31岁的中国科技大学助教向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提出恢复高考和开放出国留学制度，被当场采纳。于是1977年成为温元凯人生道路上第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是一名年轻有为的化学家；在此之后，他成为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演说家、经济学者，一个文革之后的早期公共知识分子。 1980年，温元凯成为自己直谏行为的受益者，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访问学者之一到法国居里大学学习量子生物学。1982年回国，教学、科研、开公司、当改革先进典型，短短几年在全国各地做报告500场，鼓吹改革，呼吁现代观念。1986年，出任安徽省教委副主任，并当选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主席团成员，是第一部《企业破产法》的主要提案人之一，并提出过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民旁听制度的立法议案。那应该是他人生中最繁忙而振奋的日子，他被港报称为“中国当代四大思想家”之一，并在1988年被评为“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1989年成为温元凯人生道路上又一道巨大的分水岭，这位峥嵘一时的人物一度陷入低谷。 1992年，温元凯应邀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研究蛋白质的计算机药物分子设计，业余时间出于好奇买进200股上海石化，4天后赚了800美元。不错的运气大大激发了温元凯的兴趣，最终竟促使他在1994年放弃自然科学研究，潜心探索国际金融发展之路，并与同仁一起创办华尔街第一家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公司。他买卖股票，为国内企业筹措资本，四处拜会风险投资家、银行家、企业家，以至于他在20年后说出自己的朋友名单——比如默多克、索罗斯、比尔· 盖茨——的时候口气大得惊人。在华尔街闯荡1000天，他一次比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中国金融市场上的巨大机会，最终于1996年2月回到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但他无法摆脱自己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的影子，依然是在全国巡回演讲，只不过内容变成了极力倡导金融、网络与企业的结合，宣讲风险投资和营销革命。即便在1999年出版《闯荡华尔街》一书时，他也将其定性为“金融科普读物”。他在努力“将华尔街的资本搬到中国”的同时，似乎更注重把华尔街的精神搬到中国。用一位当年的报告文学作家的话说，他从“改革的传道士”变成了“华尔街的传道士”。他的巡回演讲场场不离华尔街：从华尔街看中国经济未来的十大投资热点；从华尔街看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如何能成大气候；从华尔街风云人物看中国股市未来的发展；从华尔街风云人物看中国教育培养创造型人才的必要；从华尔街看中国企业如何推进国际化运作。他的人气骤升，也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评价。有人抨击他是“投机家”，也有人认为他在地方上的名气已经大得像个骗子。但温元凯坚持认为，他这样做对社会的贡献要比做一个化学家大得多。现在，媒体对他的采访议题大都集中在他所缔造的南洋林德企业顾问有限公司，集中在中国咨询业的前景，或许会关心一下他的职业生涯，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温元凯的真正意义——他一直是一位改革进程温度计式的焦点人物，他过去的25年印证着时代的巨大变迁。当然，他对自己的历史地位的绝对自信超出了我的事先想像。与57岁的温元凯谈话，你无法回避动荡的昨天。但你同样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未来的年轻人一样的自信。既然20年前他能够洞察到今天的变化，那么我们不妨再听这个没有一丝倦怠的人用他的经验法则讲一下未来的10年。 问：我发现你的公司的员工一律称呼你为“教授”，是不是因为你的知识分子情结？答：国外很少用“知识分子”这个词，而是用“学者”。在学者和商人之间，我愿意两者兼而有之。我不知道是否有一种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学术，但我不想做迂腐学者，满身酸气，更愿意做一个生动活泼、有见地的学者兼商人。 问：什么见地呢？答：就是说，希望做一个有科学家背景，又能够关心国事的商人，或者叫做金融企业家也好。或者将来条件成熟了，就做一个有企业家头脑的、关心国事的学者。问：听起来你对未来很乐观。但在过去的25年中，你的境遇大起大落…… 答：我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在中国和美国都有自己的公司，可以把两边的资源和关系整合在一起。我有绿卡，可以自由出入。25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建国以来最大的成就。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在全世界得到非常广泛的认同，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这给全体中国人——包括海外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利益，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我的利益。我现在非常愉快。 问：那么25年来在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中有没有失误？答：应该看到，改革开放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它是一个双重的体制的转换，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全面的市场经济的转换，从国有独资的所有制朝着产权多样化的所有制转换，必然涉及到一大批人的利益再分配，一定会引发种种相关的问题。但出现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失误。最近我注意到国内理论界提到了失衡的问题，包括区域发展的失衡，贫富差距的失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失衡，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失衡，财富增加和道德文化素质之间的失衡，等等。某些矛盾处理不好，也有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冲突，影响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局面。如果我们不注意就可能变成我们最大的失误。我们注意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经提出了一个协调、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路。我们的确需要一种更均衡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在注重效率的同时不能牺牲和忽视公平。国家的宏观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需要做出调整而且正在做出调整。问：这就是说，过去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发展策略与现在的失衡现象有关系？答：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没有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没有错，这些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但当市场经济向深度发展的时候，发展观和政策体系当然要做出更新，这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与历史评价无关。 问：那么未来10年，中国会有什么样的显著变化？答：中国肯定将进一步缩小和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当然，我们要花更多的精力来调节我们的失衡问题，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公民权利将得到完善与保障，这是实现均衡、协调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这将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问：有一种判断是，当人均年收入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中国经济将陷入一个比较长的徘徊期。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你认为中国经济的下一轮增长点是什么？答：依然是互联网经济。但我所说的互联网的概念远远超过了网站的概念。因为互联网将继续对整个世界和中国的社会观念、思维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未来10 年，互联网将进入中国的主流社会，进入政治体系。将来全世界就会分成两大类人：进步的上网的人，和不进步的落后的不上网的人。如果你今天对互联网一无所知的话，绝对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而掌握互联网这个利器的人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电子政务将深刻地改变政府的治理模式。从全球范围讲，生物经济的崛起将对网络经济的资金形成分流，但在当前中国，互联网其实还处于一个极其幼稚的阶段，空间极其广阔。1000万网民里70％是 30岁以下的人，是没有钱的大学生、中学生和处于财富积累时期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都只不过上网看东西，而没有用网站，里面的现金流量非常少。如果说有 1000万企业人士上网，而其中有几十万是老总们的话，就不会是今天这个局面，网上就会出现大宗交易。网络经济只有进入中国经济的主流社会，才能成为新的增长点。 问：你认为在你在《中国的大趋势》的预言有哪些变成了现实？答：当时我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可逆转性。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大趋势，是中国的必由之路。过去是，将来也是。尽管在改革开放中有种种的反复、曲折，甚至有部分时间的倒退——比如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认为私营经济是社会动乱的根源，一度压抑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但是这都无碍于中国改革的进程。我最看重这一点。 问：25年来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应该是邓小平。答：我非常崇拜邓小平。我认为邓小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最伟大的改革者。1977年国务院科教工作座谈会结束时，邓小平设宴会，我给邓小平敬酒，他对我说：温元凯，你是这次会议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到我这样的年龄一定要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句话激励着我到现在一直很努力地工作，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能够很好地为国家、社会、民族做点应该做的贡献。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有默多克、索罗斯、比尔·盖茨和李嘉诚。他们在经济上的巨大力量，他们成功以后对社会的贡献，不仅仅影响一个国家，而且影响到全世界。一个企业家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将决定着他的事业的广度和深度，这也是中国企业家最匮乏的东西。 问：你好像不太关注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问题。答：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国企改革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退居到一个次要地位。毫无疑问，未来10年，民营经济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的问题将随着国有企业总量的减少而减少。 我知道你还有各种各样的担心，但我很有信心。 问：你是不是也有一个“三中全会情结”？答：全世界都有这样一个“三中全会情结”，关键就在于当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遵义会议的作用。我当然也希望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同样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可以预期的是，中国一定可以建立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市场经济体系，一切与这个目标不相适应的东西，都应是改革的对象——包括所有体系。当然我们在做法上要慎重，要打造一条通向未来的安全稳定的通道，我反对任何冒进式的改革。但我更反对以国情为借口阻碍改革。我们看到中国新一代的领导集体正在有力地推动这个进程，所以我非常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