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期虽有所谓的“文景之治”，然而就在文帝在位时，封国日渐强大，尾大不掉，景帝即位第三年（公元前1 54年），就发生“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怎么说呢？后代的史学者认为，如果最后七国胜利，那么中国势必回到战国时代群雄割据的纷乱场面。可见七国之乱，看似规模不大，却也非同小可。它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三个月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当时担任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周亚夫，可谓功不可没。而他所用的战术，正是孙子兵法九变篇的灵活运用。

七国之乱，最早是由吴国所发动、主导、并且和楚国结合，成为反抗军主力，他们首先攻击效忠王室的梁国。梁军被杀数万人，梁王紧守睢阳城，等待救援。

心慌意乱的汉景帝，派袁盎、刘通前往吴国劝吴王停战。但20万吴楚联军已兵临睢阳城下，吴王刘濞志得意满，以半个皇帝自居，根本不接受昭书，态度极其高傲。眼见和平无望，景帝伤透脑筋，周亚夫建议皇上说：“楚军剽悍，机动，国力强，抵挡不易，唯有让梁国当炮灰，我绕道断绝联军的粮道，才可能制服他们。”

周亚夫的建议获得皇上采纳后，便率一部分兵力出发，准备和大军会合荥阳。行军至坝上，原拟向左转，经肴山、渑池至洛阳，然而手下的赵遮，独具慧眼，认为吴王财力雄厚，早已培养多名刺客，如今必然算准周亚夫的路线，会派出杀手，在肴、渑之间的险隘狭径上狙击，这条路万万不可行。万全之计，应该逆方向而行，右转后趋兰田，出武关，到洛阳，虽是绕远路，但时间相差不过一两天，既安全，又能以奇兵之姿，制造从天而降的震撼效果，一举两得。

周亚夫认为赵遮说得有理，便改变路线，迂回抵达睢阳西边的洛阳，一路平安。事后派人搜索肴、渑一带，果然找到吴国伏兵。

周亚夫逃过一劫，而梁国的睢阳城却在吴楚联军连连猛攻下，难以支撑，派人向周亚夫求救。周亚夫竟然见死不救，置之不理。汉景帝亲自下达救援指示，周亚夫依然不买账——不接诏书，坚守不出，管你天皇老子，老夫不出战就是不出战，更别说是救援。他唯一做的事，只是派韩颓当等手下大将，率领轻骑兵，渡河绕到吴楚联军背后，切断他们的后勤补给线。

梁王眼见周亚夫毫无动静，恨得牙痒痒的，只得自力救援，以韩安国和张羽为将军。他们两人，—一阻挡住联军的攻势。同时，周亚夫继续施展高人一等的赖皮战术，只守不攻，任凭敌人如何刺激，就是不出战。

周亚夫的定力，不仅表现在运筹帷幄之中，其个人的胆识，也展现出处变不惊的一流功夫。当联军围城之际，他的士兵突然发生夜惊现象，互相攻击，好像中邪一样，一直侵扰到他的军帐前，但他不动如山，继续睡大觉。不久，一切恢复平静，仿佛没事一般。

联军久攻不下，便集中兵力于东南角。此时周亚夫却又将兵力调往反方向的西北角。联军果然转向西北，受挫于周亚夫的兵力，无法奏功。而周亚夫早先派人截断联军补给线的举动，此时也发挥了功效。联军粮食匮乏，士兵也无心作战，阵前叛逃的士兵不计其数，联军不得不退兵。

周亚夫不费一兵一卒，即解转城之危。接着反守为攻，精锐尽出，大破联军。吴王刘濞狼狈不堪，弃其大军不顾，只带数千名部下乘夜逃跑。楚王刘戊自杀身亡。

吴王刘濞逃亡之后，大军纷纷投降，形同瓦解。刘濞于南逃途中被杀，其余各国也相继臣服。西汉初期著名的七国之乱，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被平定，前后不过三个月。一般认为周亚夫坚持不战，抢先断绝联军粮道，是胜利的关键。

换句话说，假设周亚夫当时怕皇上怪罪，怕招来杀身之祸或官位不保，而出兵救梁，是否能够在这么短的期间内平定内乱，甚至是否能l顺利获胜，恐怕还是个未知数。周亚夫胆敢违逆上意，而保存国家命脉，必须具备胆识和智慧。固执不见得是美德，但择善固执就变成了操守。同样的，抗命也不见得是好事，但若因抗命而保国卫民，便是一位良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