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除了诸葛亮以外，徐庶也具经天纬地之才。徐庶开始辅佐刘备，让本来狼狈不堪的刘备接连打了几次胜仗。后徐庶不得已至曹营，但如同行尸，终身不设一谋。在三分天下最关键的一役——赤壁之战中，整个曹营唯独徐庶看破了孙刘联军的苦肉计、诈降计、连环计，把庞统吓了一大跳，但徐庶感念刘备知遇之恩，并未点破，而是借故先溜了，致使曹操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后来对刘备至关重要的诸葛亮，也是徐庶直接推荐给刘备的。

刘备和曹操这两个董事长，都十分希望得到徐庶这样的人才效力。可是两人对待徐庶的方式大不相同，导致结果也大不相同。

刘备“仁德布于天下”，名声较好，徐庶受其感召，主动来投。先以言语相试，见果然“仁德及人”，便倾心归附。刘备“拜”徐庶为军师，凡事请教，言听计从，与曹军对战，连战皆捷。

曹操知道后，羡慕得不行，于是听从程昱之计，派人赚徐庶老母到许昌，希望徐母修书招降徐庶。不想曹操被徐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之类一阵痛骂，要不是被程昱劝住，早将徐母拉出去杀了。程昱用计赚取徐母笔迹，以徐母的名义写了一封信送给徐庶，说因为你协助刘备谋反，我被曹操赚到军中，孤苦伶仃，曹操还要对我用刑，总之苦不堪言，希望你赶紧来，要不然我恐怕活不了了。徐庶是个大孝子，看信后泪如泉涌，五内俱焚，只得前往曹营。

曹操单一个“赚”字，就不够光明正大，何况后来被徐母臭骂之后，完全是用欺骗的手段诱使徐庶来附。我也不理解程昱怎么想的，这个人，很有头脑，其荐贤之高义，让人佩服。当曹操问“徐庶之才，比君如何”时，程昱答：“十倍于昱。”可是他不会不知道如此大才，且是用计赚来就可以用的？

再看刘备，知道徐母被软禁的情况后，就好像自己的母亲遭难，大哭说：“子母乃天性之亲，还有什么说的？你去吧，不要担心我，等你和老夫人相见之后，说不定哪天我还能得到先生指教。”

孙乾悄悄的对刘备说：“徐庶在这里这么长时间，我们这里的情况他都知道，他去曹操那里，必然受到重用，这样一来我们就危险了。如果你苦苦留他，他不能去，曹操必然将他的母亲杀了，这时候徐庶为了给母亲报仇，就会下大力气帮助我们对付曹操。”刘备断然拒绝，说我即便是死，也不为此不仁不义之事。

刘备与徐庶分别的时候，比热恋中的情人还要缠绵难离。刘备先是请求徐庶，咱俩再聚一晚上，明天好好给你饯行。这一晚上，两个人心里面都很难受，面对好酒好肉，什么也吃不下，“相对而泣，坐以待旦。”第二天，追出去大老远，送了又送。直到后来，含着眼泪，凝望徐庶远去。一片小树林阻挡了视线，刘备说，我一定要把这片树林全部砍了。别人问为什么？说因为它阻挡了我看元直（徐庶字元直）。分手时刘备说的那些话，更是叫人感动。说我福缘太浅，不能与先生相聚，没有办法。你走了以后，干脆以后我也退隐山林算了，什么都不想干了。你去那边，好好的干，希望你将来成就一番功名。你这一去，天各一方，也不知道哪天才能相见！我想要是刘备拿这些话追女朋友，天下能抗拒的女人恐怕不多。

刘备的言行，谁见了不感动的稀里哗啦？因此徐庶当即表示，我是因为母亲的缘故不得已才去曹操那里，以后即便是曹操再怎么逼我，也“终身不设一谋”。走了一段，又赶回来，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而且不顾忧心如焚，还专门绕道去诸葛亮家里推荐刘备。

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得人、用人，也是一个难题。这个问题太大，这里单讨论人的监督问题，以及跟监督相关的企业产权、激励问题。

经济学认为，人总是很理性，一有机会，就会偷懒。因此，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中的激励，就是想方设法让人不偷懒。为了不让人偷懒，怎么办？就是找一个人来监督想偷懒的人。

这就涉及到一个监督的难易程度的问题。比方说，一个企业里面有两种人在工作，一种人在月光下工作，一种人在树荫下工作。哪种人更好监督呢？当然是月光下工作的人比较好监督，因为他做什么，做得怎样，一目了然。而树荫下工作的人，他做什么，做得怎样，不容易发现。

企业中，越是高层次人才，越难以监督。比如做策划的，做决策的、做研发的。徐庶就是典型在树荫下工作的人，除非让他真正的想去干，你无法监督他。他平时不出主意，曹操没有办法。他看出了敌方计谋不说，曹操更没有办法。你总不可能规定，所有谋士，今天必须出一个主意吧？。而且即便是出了，主意的质量好不好也不好评价。

还有，组织中个人的重要程度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某些人的劳动严重影响其他人的劳动成果。这种人最需要激励。古时候打仗，一个士兵功夫不好，对他人影响不大，一个将领的能力会影响到他带领的全部人马，而像徐庶这样的军师，其工作质量影响到全军的命运。可是越是重要的人，监督起来往往也是最难的。

还有，监督别人的人怎么监督呢？比如普通职员由主管监督，主管由经理监督，经理由总经理监督，总经理由董事会、监事会监督。可是，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由谁来监督？由股东监督。

为什么股东可以不用监督？因为人们发现，当人为自己工作的时候，是最不偷懒的。比如个体户，不用别人监督。因此应该给最后监督人以产权，也就是剩余索取权，除去合同权益，除去费用，企业赚的钱全部是股东自己的。因此股东最有积极性让企业经营好。

让企业所有的员工都成为股东，让他们都不用别人监督就好好干活，行不行？不行。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搭便车的心理，反正我就只那么一点点股份，干得好，我也有，干不好，我损失也不大。当大家都这么想的时候，企业肯定干不好。另一个原因，那些在树荫下的人，非常重要，可是他们偷了懒，别人发不现，而他们的剩余索取权跟月光下的人是一样的，他们没有必要努力干活。过去我们国家的大锅饭之所以没有效率，就缘于此。

因此，应当让最不好监督的人和最重要的人成为股东，享有剩余索取权。其他人享受合同权利（比如按约定给报酬）。比如，承担企业决策的人，掌握着企业必须的知识产权的人，掌握企业在别的地方无法采购的某种资源的人，应当享有企业产权，而搬运砖头的人就不必。

这也可以解释以下现象：

古时候打天下，想当皇帝的人，对谋士和高级将领说，你跟着我好好干，将来我们“共享富贵”——这种富贵子孙还可以世袭，这里面隐含着剩余索取权的意思。而对普通士兵，用赏银就可以使其卖命。

股票期权往往在高科技企业推行，而不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推行。因为知识型员工不好监督。

素质要求高、劳动更具有创造性的律师、会计师，由于每个人都好比在树荫下工作，因此采取合伙制，每个人都是老板，自己监督自己。

    现代企业管理，尤其是知识密集型企业，非常注重所谓的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往往要让员工具有使命感，要有主人翁的心态。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监督成本。可是对建筑工人，企业文化建设往往没什么用。

现在的国企，之所以问题很多，就是缺少监督。因为国企负责人都是在树荫下工作的人，而且十分重要，但是他们缺少监督。国资委行使监督权，可是国资委的人谁监督？享有剩余索取权的股东呢？股东是全国人民。可全国人民行使对国企的监督权了吗？显然无法行驶。行政官员的腐败，也是如此，因为最终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古时候，皇室拥有剩余索取权，他们可以监督。西方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国民享有剩余索取权，当选的人（包括政党）其实只有合同权利。国民手里面有选票，你不好好干，我下次不跟你签合同了。

家庭成员的地位也是如此。在古时候，由于男人在外面挣钱养家，一方面属于在树荫下工作，不好监督；另一方面男人的工作关乎全家衣食富贵，非常重要。因此男人在家里面具有股东（老板）的地位，拥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将另文探讨），可以发号施令，可以三妻四妾。现代社会，女人也在外面工作，其监督难度和重要性跟男人没什么两样，因此要讲男女平等。

当然，本文引用刘备、曹操和徐庶的故事，主要借此说明不同的人才监督的难易不同，监督方式的也不同。至于后面谈到的股权问题，跟故事不是简单相关的。曹操和刘备对徐庶的区别，不单是股权问题能说明的。

（刘国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