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源著有历史题材长篇小说《文明太后》上下卷、《吴大帝孙权》、《红楼梦魅力探秘》、《红楼梦创作方法论》等。并发表了评论性文章百余篇。

　　红学大家周思源如是说

　　搞红学源于人生误会

　　二十多年的红学生涯，周思源说他是“误堕红海”。

　　五十三年前，周思源进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时，梦想当一个作家。

　　三十一年前，周思源第一次完整地看了一遍《红楼梦》。再看时已经是八年后了。

　　二十二年前，周思源发表了第一篇红学论文《论红楼梦的浓度》，从此走上红学之路……

　　但是，人生因缘际会，周思源感叹：“人生往往身不由己啊！”

　　7岁半前一直逃难

　　在娘胎里就开始逃难，六岁时差点儿被日本飞机炸死。周思源说，“我对侵略者的痛恨是与生俱来的，骨子里我是个鹰派。”

　　周思源的简历中写着：1938年4月生，浙江杭州人。周思源确实是杭州人，然而他第一次到杭州，却已经是七岁半了。他说：“我出生的时候，杭州已经沦陷，我在娘肚子里就开始逃难，我是在浙江浦江县一个小山村出生的，随后一路逃难，最远到了广西，后来又折回到江西和浙南。”

　　周思源对童年时代的最初记忆大多和战争有关，他说：“我对侵略者的痛恨是与生俱来的，从骨子里我就是个鹰派，这是小时候的经历所决定的。我在农村呆到7岁半，一直到抗战胜利，大部分时间在逃难中度过，在生死之间穿梭。我曾经差点儿被日本飞机炸死，被机枪打死。那时母亲带着我姐姐、弟弟和我住在浙江青田县县城，经常遭到日本战机的轰炸。记得有一次，我母亲正在上班的时候，又有日本战机突袭扔炸弹，母亲只能躲在机关外面的一个墙角处，但因为很担心我们姐弟，就挪到了附近一块大石头后面，结果躲在那个墙角的母亲的一个同事李阿姨被炸遇难了。还有一次，我们听到警报后赶紧坐小船到瓯江对岸躲避，日本战机在上空盘旋，还架着机枪不停地扫射，子弹就打在不远处的水面上，船工拼命将船划到岸边，我们拼命往前跑，而子弹就在我们身后爆响，真是命悬一线啊。”

　　儿时对逃难和轰炸的记忆，影响了周思源的性格和兴趣，“我从小就非常关心军事，爱看军事报刊，直到现在有关军事的电视节目几乎也是每期必看”。

　　8年辗转6所小学

　　第一次上学只上了不到两个月。原本6年的小学他断断续续上了8年，期间辗转了5个地方的6所学校。

　　因为抗战时期的逃难经历和家庭变故，周思源最初的求学生涯同样也是在迁徙中完成的。周思源说：“我开始上小学时，还不到5岁半，那时贪玩还有点浑，第一天上学我就逃学了。那是在浙江云和县一个很小的县城，是当时浙江省政府的临时省会。我们在云和县的家和学校之间隔着一条小溪，溪上有座小木桥。记得第一天上学，是姐姐带我去的，可是过桥时我死活也不肯过，姐姐舍不得对我武力解决，只好先送我回家。但是终究躲避不了上学，在被妈妈严肃教育后的第二天，我还是被姐姐‘押赴刑场’了。用现在的话来说，我是一个输在了起跑线上的孩子。”

　　周思源第一次上学只上了不到两个月，他说：“当时日本人的轰炸机在浙江衢州一带扔下细菌弹，鼠疫肆虐，后来蔓延到了云和，我们在上学的路上，常常可以看到出殡的队伍。于是，我们只能继续逃难，直到第二年我才重新上了一年级。”

　　1949年，原名盛公正的他过继到周家，改名周思源。由于抗战和生病的原因，周思源不得不各休学了一年，原本6年的小学，他断断续续上了8年，期间辗转了5个地方的6所学校，有时甚至一年三换。

　　周思源

　　1938年4月生，浙江杭州人，原名盛公正。1957年毕业于无锡市第一中学，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后在北京31中任语文教师，至上个世纪70年代末调至北京语言学院(当时名)。现任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会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红楼梦学刊》编委和中国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理事。

　　13岁独自背井离乡

　　这种经历让现在的周思源回想起来认为：“让孩子从小经历丰富一些，对于他的品质、意志的锻炼都是很有好处的。”

　　逃来逃去，当初那个贪玩不愿意上学的孩子已经慢慢长大了，他学会了坚强和自立。1951年夏天，13岁的周思源离开上海，独自一人去120公里外的无锡求学。

　　周思源说：“当时我有个亲戚在无锡，他告诉我到无锡火车站下车，花一毛五分钱坐黄包车就可直接到市中。火车上有无锡乘客听说我要去考‘市锡中’，因为我当时说的是上海话，而上海话的‘市锡中’和无锡话‘私锡中’听起来差不多，那个乘客便说‘去私锡中在南门站下走几步路就到了’。可是我下车一看，四周全是稻田，一望无际，一个人都没有，顿时傻眼了，几经周折才到了‘市锡中’。现在回想起来，我能够13岁就背井离乡独自外出求学，这是艰难的童年所锻炼而成的。让孩子从小经历丰富一些，对于他的品质、意志的锻炼都是很有好处的。”

　　6年中学至关重要

　　那所学校从不排名次，学生们都很自由，选学生会干部要通过竞选。

　　让周思源深感庆幸的是，无锡一中是一所很开明宽容的学校。“我在无锡一中读了6年，受益匪浅，那所学校从不排名次，学生们都很自由，选学生会干部要通过竞选。那里的老师也非常好，很多老师至今仍然让我记忆深刻，比如当时的数学老师不光教我们怎么解题，还教我们怎么用最简便的方法得到正确答案。按照现在经济学的说法就是——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这是我一生中奠基的6年。倘若你回头看就会发现，中学时代尤其是高中，对一个人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一个人的身体、思想、价值观、人生观形成和成长的关键阶段。一个好的学校，一个好的老师，可能会改变人的一生。而大学的课程，尤其是人文类的课程，基本上都是可以通过自学掌握的。能够进入无锡一中，是我的幸运。”周思源对记者说。

　　5年大学非常自由

　　周思源这样评价大学生活——学校不重视分数，所以学生当然也不把分数放在心上，看重的是能力。

　　对于自己的大学生涯，周思源也充满赞美之词。

　　周思源说：“复旦不重视考试，固然有政治运动的干扰，也有学术自由传统的影响。大学5年，我修过30多门课，但是我的成绩册里只有10多门是有成绩的，有的只有课程名字，有的连名字都没有。我没几个5分，所以在马拉松的中间阶段我也输了。”周思源笑着说：“学校不重视分数，所以学生当然也不把分数放在心上，看重的是能力。幸亏我毕业论文写得不错。”

　　刚入学的时候，周思源就遭遇了一场考试风波。“复旦中文系新生入学都要经过几个甄别考试，如果通过考试，这门课程则可以免修。这不仅可以节约时间，还代表着某种荣誉。我印象最深的是写作课的考试，90名新生中第一次宣布免修的只有几个人，其中没有我，脸上便有点儿挂不住，因为高中时我在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一些文章。我和另一个同学去找系主任朱东润教授，朱老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他根本不看我们的‘代表作’，也不讲什么大道理，只说‘你们知道吧？’那是一个比我们高一届、有名的诗人，朱老接着说‘他都上写作课！’于是我们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浑小子就灰溜溜地走了。第二次上写作课，老师第一个表扬我，并宣布我可以免修。但我选择继续上课。老师的写作教学方法直接影响了我，后来我教了二十年的中学语文，用的就是当年老师教我的方法。”

　　41岁首次读完《红楼梦》

　　直至1979年，因为受邀把《红楼梦》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才第一次完整仔细地读了《红楼梦》。

　　1962年大学毕业后，周思源被分配到北京31中教语文，整整20年的教书生涯很不平静。1982年10月，周思源调入北京语言大学教留学生汉语。

　　周思源说：“其实我接触红学很晚，也很偶然。我本来最爱看的是侦探小说和反间谍回忆录。至于《红楼梦》，我上初中时看过，但没有看完，当时觉得哪有《三国》、《水浒》来劲儿！一直到1979年，有一位艺术界的老前辈，邀请我和另一位年轻人一起帮忙把《红楼梦》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我才第一次完整仔细地读了《红楼梦》，看完后我觉得自己根本不行，于是我放弃了。”

　　50岁被“红浪”越冲越远

　　87版《红楼梦》的播出，使周思源误堕“红海”，至今不能上岸。

　　这一放就又是8年。1987年，王扶林导演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播出，周思源才再一次接触《红楼梦》，他说：“电视剧播出的时候，我边看电视边对照原文，看哪些地方改得好，哪些改得有问题。有了一些想法，便开始写文章，没想到这些文章发表之后一发不可收，终于误堕‘红海’。虽然明知‘红海’无边，回头是岸，可是红浪汹涌，把我越冲越远，至今不能上岸。”十几年后一次座谈会上，著名红学家蔡义江笑着对王扶林说：“王导，您培养了一个红学家呀！”  

文化热皆因精神危机

　　1年就成了红学家

　　当时只发表了3篇论文、也未参加红学会的周思源，却因为北京电影制片厂老厂长汪洋的一句话，被媒体和外界生生拽进了红学家的队伍。谈起人生的际遇，周思源感叹道：“人生往往身不由己啊！”

　　周思源说：“还有一个人对于我当‘红学家’也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就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老厂长汪洋。当时87版电视剧《红楼梦》播出后不久，六部八集的电影《红楼梦》也要开始放映了，公映前北影厂请了30位评论家和红学家连续看了两天的片子，第三天开研讨会，当时我也应邀参加了。而那时候我才刚刚发表了3篇论文，连《红楼梦学刊》都还没订阅，也没参加红学会。因为我压根就没打算长久从事《红楼梦》的研究，当时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现当代文艺评论，而就连这也是为了应付评职称的需要，打算以后还是要搞创作，并没打算一辈子当学者，当作家才是我一生的理想。下午轮到我发言的时候，主持人只介绍了我的工作单位和职称，并没有说我具体是研究什么的，汪洋大概发现大家都不认识我，便喊了一嗓子——‘红学家！’我一听赶紧声明说‘我这个红学家不是专家的家，是北京人说排队夹塞的那个夹’。随后，有关这个研讨会的报道居然上了报纸的头版，不仅把我的名字列在红学家的中间，而且位置还比较靠前。这下可坏了，我不想当红学家都不行了。”

　　从此，周思源走上了红学家的道路。谈起人生的际遇，周思源感叹道：“人生往往身不由己啊！”

　　30年研究没走弯路

　　周思源虽然在红学研究上起步很晚，可幸运的是他选对了路，没走弯路。换句话说，他不是着重研究《红楼梦》写了些什么，而是研究它究竟是怎么写成的和为什么这么写。

　　30年的学术研究，周思源说自己是“吃杂粮的”，因为除了红学，他还从事史学、美学、现当代文艺、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在他出版了的12本书中，有6本和红学相关。

　　他感慨地说：“我在学术研究上重新起步很晚，幸运的是我选择的道路走对了，没走弯路。红学的范围很广，可研究的东西也非常多，于是我选择从自己的知识储备出发。《红楼梦》终究是一部小说，我从创作论的角度入手，研究它是怎么写的。换句话说，我不是着重研究《红楼梦》写了些什么，而是研究它究竟是怎么写成的和为什么这么写。这和我原来研究现当代文学是一脉相承的。从1988年我发表的第一篇红学文章《〈红楼梦〉的浓度》开始，我就一直围绕这个角度在做，后来的研究只不过是更加具体了，把题目一点点分解开来。”

　　64岁重拾作家梦想

　　研究红学，不但给周思源带来了学术成果，还带给他在研究方法上的收获。但做了30年的学者，周思源早就不想再做学术研究了，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埋藏了大半生的作家梦想，决心好好地为之努力一番。

　　从创作论入手研究《红楼梦》，不但给周思源带来了学术成果，还带给他在研究方法上的收获。周思源透露：“研究《红楼梦》之后再回过头来研究《三国》、《水浒》、《西游记》就很容易进去。中国现代文学馆请我讲过《西游记》，我就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为什么猪八戒必须是既丑陋又可爱还好色的——因为孙悟空受到印度文学的影响，当然已经本土化了，而猪八戒则完全是本土的，我认为猪八戒是中国文学对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

　　周思源早就不想再做学术研究了，他说：“2002年我谢绝返聘完全退休后，就不想再做研究了，想专心写长篇。尽管仍然有许多学术活动需要参加，出版了好几部红楼、三国、水浒方面的书，但同时这些年也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文明太后》、《吴大帝孙权》和《牛鬼蛇传》。我总算基本上实现了当初的理想。”

　　直面四大热点问题

　　“草根学术”是伪命题

　　周思源不同意“草根学术”之说，在他看来，草根只是一个基于经济地位和职务的概念，和学术不处于同一层面。“所谓以‘打破学术规范’为名的草根学术，其实是不懂逻辑的伪命题。”

　　几年前周思源因为“草根红学”和一些人有过一番论战，周思源表示：“我不同意‘草根学术’这个概念，这是个伪命题。草根是基于经济地位、职务等的一个社会性概念，带有比喻性，和学术不在同一层面。学术从来没有草根派和学院派之分，无论什么人从事学术研究，都必定要遵守学术规范。所谓以‘打破学术规范’为名的草根学术，其实是不懂逻辑的伪命题。”

　　道理很简单，周思源说：“有些人一说起学术规范，就以为这是束缚人的，是打压新人的工具，于是就要‘打破’，似乎这样才能够创新。其实学术规范并不是某个人、某个机构制定的，而是无数学者在长期研究中逐渐约定俗成的自律性的规范。它的作用是让研究者更严谨，更加方便有效地做学问，比如不能抄袭、不能凭空得出结论，必须要有论据材料证明等，这些对于所有人都适用。这和生活中要有规范是一样的，要生存就得有空气，空气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但是光有空气却不一定能活命，因为还缺乏其他生存的条件。”

　　他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要做化学实验，你必须把试管、烧杯、量杯等器具都洗干净，要不然把蒸馏水倒进去就可能烧出黄金来，因为上一个实验中有黄金。”

　　不赞成中学生研究红学

　　周思源认为中学生应该先把基础打扎实，有后劲的人才有前途。“要想真的进入这个领域，首先要读大量的书……”

　　周思源不鼓励中学生研究红学，他说：“倘若有兴趣，中学生在读书之后写点儿感想，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是要想真的进入这个领域，首先要读大量的书，看看前人已经做了什么样的研究，有了什么样的成果，这样可以避免无效的劳动。否则，花了大量时间好不容易写出一篇学术文章，却发现其实以前有很多人已经发表过同样的观点和看法了，这就是无效劳动。中学生要把基础打扎实，有后劲的人才有前途。”

　　人无“信”，很危险

　　传统文化热的背后是深刻的精神危机，这是比以石油为代表的物质能源危机更需要我们重视的精神能源危机。

　　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过去的一年中，诸如曹操墓真伪问题、名人故里之争等很多文化事件，都伴随着争议，周思源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一场比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危机更加需要我们重视的严重的精神能源危机。”

　　危机首先来源于原有道德结构破坏而产生的浮躁，周思源说：“改革开放前30年，传统文化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改革开放后30年，商品经济又直接冲击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一些人无法摆正文化和经济利益的位置。现在一直都在说能源危机，这个能源是物质的，比如石油、天然气等，但是更重要的精神能源的危机却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

　　精神能源危机分为三个层面——即信仰、信义、信任的危机。周思源说：“从人的终极价值观来讲，精神能源危机体现在信仰危机，它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我们过去有儒家思想，后来有马列主义，但是后来就很少了。人一旦没有了信仰，就没有了自我约束，更没有了崇高追求。从人际关系上讲，精神能源危机体现在信义危机，不讲信誉，没有了信用，人与人之间互相戒备。但是最可怕的是信任危机，人们对社会、周围环境缺乏信任。”

　　所有精神能源危机的核心，就是一个“信”字。周思源说：“‘人无信不立’。‘信’在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是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企业乃至一个政权安身立命的基础。但是现在很多人不‘信’了，这很危险！我上学的时候，倘若有一个同学考试作弊，好几年都抬不起头来。可是现在，有一个教授告诉我，他发现某个研究生的论文是抄的，就批评他。结果这个学生却理直气壮地说‘大家都抄，为什么处罚我？’”真是让人感慨不已。

　　传统文化不是仙丹

　　讲四大名著，也讲正确看待康乾“盛世”，周思源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思考，要做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光靠传统文化是远远不够的。

　　精神危机引发了传统文化热，人们试图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拯救精神、道德重建的法宝。对此，周思源说，“关注传统文化很好，但头脑一定要清醒”。

　　传统文化不是包治百病的仙丹。周思源说：“我一直在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世界四大古文明三个都中断了，唯独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究竟是什么？第二，为什么这么伟大的中华文明，曾经在一千年乃至一千五百年中领先于世界的文明，十六世纪中后期却开始衰落，到十九世纪甚至差点儿走到亡国的地步？这说明伟大的中华文明也有其存在问题的一面。”

　　周思源接着说：“倘若更深一层，就可以引出第三个问题，学界普遍认为儒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主干，释道是两翼，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格局？儒家文化最核心的成分究竟是什么？对于儒家文化，最重要的是要弄清其最精华的是什么？我们传统文化的强点是什么？弱点在哪里？这些是我们必须首先要弄清楚的，否则就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甚至本末倒置，鱼龙混杂，良莠不分。”

　　要想拯救精神能源危机，光有传统文化是远远不够的。周思源说：“传统文化有好的，也有很多落后的东西。所以说，光有传统文化不能让中国走向现代化，还要中西结合，拿来主义。我们原来好的要继续，人家好的我们也不应该拒绝。”